书院文化传千年系列报道之一:书院千年 文脉相传

  编者按

 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,书院是极其醒目的地标。唐宋以来千余年间,书院所体现出的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学术追求,以传道新民为己任的价值取向,以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、情境合一,教学相长、教教相长、学学相长为特征的教学理念,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,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鲜明象征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斯文正脉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,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,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。

 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学脉,弘扬书院精神,《光明视野》版将通过系列报道来聚焦书院的前世今生,挖掘书院中的文化脉络,探求书院传承和发展的更好路径。

  作为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一种教育形式,书院始于唐、兴于宋,至南宋时发展成熟,经元、明、清直至近代改制为学堂。

  千百年来,继往圣、开来学,书院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保护者、传承者,而且是卓越人才的培养者、造就者,还辐射到韩国、日本等诸多国家,至今仍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  进入新时代,书院该如何活在当下,继续扮演好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?我们又该如何推动书院文明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激活其生命力,成为值得关注的时代话题。

壹.千年一脉

  初夏的岳麓山,林深叶翠。拾级而上,及至山门,宋神宗手书的御匾映入眼帘时,岳麓书院便到了。

  如果从北宋开宝九年(公元976年)潭州太守朱洞在此开设“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”算起,岳麓书院的历史已逾千年。千百年来,岳麓书院人才辈出,正如院门旁悬挂的对联所描述的那样——

  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。

  “这是一个流水对,成于清嘉庆年间。”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,彼时书院大修完工,学生们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。袁名曜出了上联“惟楚有材”,出自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,意思是楚国(特指湖南)人才众多;贡生张中阶应声对出“于斯为盛”,语出《论语·泰伯》,意思是在书院尤其兴盛。

  “‘惟楚有才’可以说是岳麓书院的一个真实写照。自成立始,岳麓书院始终立足于学术前沿,一直是三湘学子乃至天下学人向往的儒家文化圣殿。”肖永明说。

  宋代,岳麓山被誉为“道林三千众,书院一千徒”;南宋时期,胡宏、张栻等著名理学家曾经在此讲学、授徒,以岳麓书院为中心,形成湖湘学派。著名学者朱熹不远千里来访,在长达两个月时间内与张栻讨论“太极”“中和”问题,留下了“朱张会讲”的佳话,开书院发展史上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。

  明中期,王阳明来到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,讲学传道。明末,思想家王夫之曾在这里求学。

  清代,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杨昌济等都从岳麓书院走出,留下“中兴将相,十九湖湘”的美誉……

  同样在湖南,距长沙不到两百公里的衡阳,石鼓书院更早萌芽。1200多年前,唐代士人李宽在石鼓山结庐读书,刺史吕温曾访之,题名为“寻真观”,成为石鼓书院的雏形。

  宋至道三年,邑人李士真将其拓展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。湖湘学子和文化精英在这里汇集一堂。随后,宋太宗、宋仁宗先后赐额,石鼓书院如日中天。南宋淳熙十四年,朱熹作《石鼓书院记》,倡导以义理之学授徒和书院教学要重践履、穷理而笃行等理念,成为中国古代书院共同遵循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原则。朝廷赐额、朱子作记两件大事,使石鼓书院名扬天下。

  就在湖南书院星辉灿烂的同时,数百公里外的江西九江,被誉为“海内第一书院”的白鹿洞书院,正在庐山五老峰南麓茁壮生长。

  时光追溯到唐代,诗人李渤来此隐居读书,因李渤养有白鹿,居所便被称为“白鹿洞”。白居易过江州时,曾赠李渤诗:君家白鹿洞,闻道亦生苔。

  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、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吴国富介绍说,南唐升元年间,朝廷首建书院“白鹿国学”,这以后,历代多个皇帝对白鹿洞书院均有御赐御批。南宋淳熙年间,朱熹任南康知军,到任伊始,他首先修复的就是已衰败的书院,并自任洞主,制订教规,邀请当时名家来此教学授徒,开“讲会”之先河。

  白鹿洞有了朱熹主持,四面八方的名流、学子聚集于此,老师诲人不倦,学生孜孜以求。朱熹甚至请来与他观点相左的陆九渊讲会,让不同的观点在书院讲会中碰撞。

  同时期,位于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,也因群贤毕至而熠熠生辉。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、嵩山文化学者宫嵩涛介绍说,从五代后唐清泰元年(934年)开始,嵩阳书院已经成为开展包括藏书、读书、教书、讲书、著书、刻书等文化活动的教育场所。

  “北宋时期,程颢、程颐、范仲淹、邵雍、杨时等诸多名师硕儒讲学于此,成为程朱理学的策源地;吾道南矣、程门立雪等著名历史典故即源出于此;司马光不仅在嵩阳书院讲学,其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的第9~21卷还在这里编纂而成,留下千古佳话;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梅尧臣、杨愈、谢降等人嵩山登高履胜,莅临嵩阳书院举行文学雅集,每人唱和嵩山诗十二章,今传于世,为嵩阳书院增色不少。”宫嵩涛说。

  岳麓书院、石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嵩阳书院,这些中国书院的代表者,虽天各一方,却沿着相似的轨迹演进着。它们和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其余8000多所书院一起,继往圣、开来学,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、传承者,成为卓越人才的培养者、造就者,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。

  与此同时,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,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。朝鲜世宗二十一年(1439年),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,成为中国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。此后,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美国等地,也成为中国书院传播的目的地。

贰.百年流转

  时至晚清,历经辉煌的书院,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
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,帝国主义的入侵,引起中国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,书院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。

  肖永明介绍,光绪年间,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将教学内容分为“经义”“治事”两门,增加算学、译学两门“西学”,还在每月的院考中废除八股文的内容。王先谦还购买宣传“新学”的《时务报》发给学生读。不过,受制于时代,王先谦的改革立足点依然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试图在书院之外增设学堂以传授西学。

  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清政府迫于时势,采纳张之洞等人的建议,下诏全国书院改为学堂,省书院为大学堂,府、厅、直隶州书院为中学堂,州县书院为小学堂。这一指令在第二年逐渐推行。

  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新到任的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,课程有经学、史学、国文、舆地、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理、英文、体操等。

  至此,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,从传统书院发展成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堂。此后又历经多次变革,终于在1926年,于岳麓书院旧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学,1937年改为国立。1950年,毛泽东同志手书“湖南大学”匾额,一个近代教育的新阶段开始了。

  20世纪70年代,湖南省委托湖南大学管理、修复岳麓书院,延续其千百年来的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功能。目前,岳麓书院已经形成从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。

  “岳麓书院如今是被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传统书院,目前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。我们认为,在传统文化日渐复兴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断高扬的今天,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教育,理应充分发挥接通传统与现代的优势,开拓出人才培养的新路子。一方面扎根中华大地,立足民族文化传统,从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中吸取智慧、挖掘资源,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,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;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,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,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学术体系,培养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现代人才。”肖永明说。

  和岳麓书院类似,白鹿洞书院也在清末停办,洞田归南康府中学堂管理,田租为中学堂经费。宣统二年(1910年),在书院旧址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。

  辛亥革命以后,白鹿洞书院遗址曾遭火灾,藏书大部分损失。民国七年(1918年),康有为曾题写“白鹿洞书院”横额,书院也偶有修整,但始终难挽颓势。抗战时期,书院遭到日军破坏。抗战胜利后,蒋介石曾表示白鹿洞书院由当时设在南昌的“中正大学”接管,作为“中正大学”的永久校舍,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。

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对白鹿洞书院的遗址颇为关注。由地方文教部门派人进行管理。经过几十年重修,目前,白鹿洞书院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一级自然保护区、庐山世界文化景观之一。

  嵩阳书院则在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开始了漫长的转型之路。宫嵩涛介绍说,光绪年间,嵩阳书院停办后,先后由嵩阳高等小学堂、中岳中学、登封师范学校、中共登封县委党校、登封县教师进修学校等断续使用。“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,因为长年的只使用、不维修,嵩阳书院变得破破烂烂,濒临坍塌。”宫嵩涛说。

  1982年至2005年,嵩阳书院开启全面维修保护,讲学、祭祀、藏书、斋舍、御碑亭、接官亭等历史建筑得到保护,清代嵩阳书院原有建筑布局和环境风貌得以恢复。

  “书院教育在传统社会里历经波折,但具有良好的延续性。对于中国而言,西化及全球化的历程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,直接导致了封建社会及传统教育的结束。这种结束,一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、一日千里的变化;另一方面也带有‘休克式疗法’的偏激。”吴国富说。

  传统书院的终结,是否意味着书院教育与现代教育南辕北辙呢?对此,吴国富持否定态度:“清朝晚期,传统书院宣告终结,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书院上千年的积淀值得我们深入发掘。”

叁.老树新花

  与郑州大学合作,新建一所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郑州大学嵩阳书院,逐步形成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个层次的教育培养体系,嵩阳书院在新时代“活”了起来。

  与九江学院合作,设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、出版《续编白鹿洞书院志》等书,白鹿洞也突破了历史藩篱,“活在了当下”。

  除此之外,九江学院和郑州大学还联合开展“白鹿·嵩阳书院文化之旅”,通过知识竞赛、辩论赛、演讲比赛、古诗词吟诵等文化项目,寻找书院的现代生存样式。

  书院在当下,老树开新花。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的探索,是传统书院在新时代传承和发展一个缩影。近年来,全国各地的党委政府,高度重视书院的思想文化价值,以书院为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动,在保护和利用书院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很多经验。

  “存世的书院理应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,‘活’在当下、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培养现代人才作出更大贡献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,需要在现代社会充分发挥书院的功能,包括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、文物保护、社会服务几个方面。”肖永明说。

  “纵观人类社会的教育史,一类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,一类是以知识技术为中心的教育,两者的目标、内容、方法都极不相同,但无疑是相辅相成的,不可互相替代。书院教育围绕‘人之所以为人’这一中心,以儒家经典为文本,以历史实践为案例,以书院为依托场所,以‘会讲’等为方法,以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’为现实目标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,培育了广大民众的道德心理,促进了社会的优化,这些都是应该传承和发扬的。”吴国富说。

  在肖永明看来,书院精神是书院的灵魂,是古代书院制度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。在人文精神不断失落、功利主义愈演愈烈当今社会,书院精神越来越显现出其价值,需要我们大力的弘扬和传承。

  “中国古代书院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,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观念、价值追求、文化传统、教育理念、办学风格,逐渐积淀、凝练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价值,这就是‘书院精神’。其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书院有所不同,总体而言,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:重视生命意义、以人为本、立德为先、重视人格养成的人文精神;担当天下、传道济民、教化社会的经世精神;穷本探源、极深研几、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;不囿成说、不断超越、与时偕行、引领学术思潮的创新精神;有教无类、自由讲学、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;鼓励学生自主学习、师生之间质疑问难,‘疑误定要力争’的自主精神。”肖永明说。

  传统书院结晶的这些宝贵财富,如今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珍视,在国内,复旦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,都纷纷展开书院制试点。2014年7月,这四所高校还联合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清华大学、台湾政治大学在北京发起成立亚太高校书院联盟,探索传统书院精神和现代大学精神融合共生。

  “传承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,首先需要对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加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;其次,需要在现代的文化、教育实践过程中借鉴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,从中获得启迪。”肖永明说,现在很多学校,重知识的传授而轻道德情操的培养、健全人格的养成,书院教育强调“求道”“求学”统一的人文精神,不失为矫治这一偏弊的良药。“当下,不少大学新生在卸掉高考重压、摆脱严格管束之后,学习动力不足,对所学的知识不愿意深入思考。书院教育对学生自主性、主动性、怀疑精神的强调,可以为克服这种倾向提供帮助。”

  吴国富也认为,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教育,凸显了重视科学、知识的长处,但也在人本教育上形成了短板。“以人为核心”的教育,是科学与知识教育无法取代的教育,它与人类社会相终始,必须经过很多历史实践才能较好地把握。

  探索现代书院制,该从哪些方面着手?吴国富认为,从内容上看,书院教育应当研究和传承儒家经典,以积极入世、承担社会责任为主体精神,背离这一主体精神,就不能称为书院教育。“知行合一,知与行良性互动、互相促进,是衡量书院教育效果的主要指标。能知不能行,或按照刻板的教条去行为,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。”

  “我国正面临着构建现代大学精神、大学价值理想的任务,传统书院教育中的人文精神、经世精神、探索精神、创新精神、开放精神、自主精神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。我们应该在对这些精神价值重新进行诠释、阐发之后,将其纳入现代大学精神之中。”肖永明说。

  (本报记者张春雷)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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